限購限牌還不如讓大城市“變小”

    羊年春節一過，又開始風傳某南方城市即將限牌。唉！聽到這個說法只能嘆息，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一提到“治堵”，只會想到限牌？

    治堵如治水，宜疏不宜堵，限牌是個著力點在“堵”的招。政府要限，百姓要行，最后的結果只會是，政府的招數和民間的招數賽跑，限牌之后還是堵。

    為什么其他國家沒有中國這么普遍、嚴重的擁堵，一個是公共交通建設和城市秩序治理的水平有差距，但另一個更重要則的是城市本身的規模不同。在2013年全球人口最多的87個城市中中國內地占了20個，同時中國有88個常住人口超過五百萬的特大城市，這兩個數值比其他任何一個大國都要多。在以前舊的思維中，城市越大、大城市數越多，表明一個國家的發展越好，正如那時候工廠大煙囪的數量是衡量一個地區是否發達的標志一樣。但現在，卻是完全相反的，大煙囪越多意味著空氣污染越重、霧霾越劇烈，城市越大、大城市越多也同樣，不但自己負荷過載，而且擠占其他城市的發展機會。自貿區、迪斯尼落戶上海，北京成500強總部之都，廣州并增城和從化后成為面積中國第一大城市等等，重磅利好之花只會落在特大城市身上，臺前聽起來似乎無限風光，臺后大城市過載帶著多少苦楚，只有市民知道：城市內部的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就意味著無法緩解的擁堵。

    所以除了期待公共交通和城市秩序的改善外，讓大城市變小或者中止城市的變大，已經同步成為一個十分必要的選項。

    但我們又不能一味地等著市場的自然調節，讓大城市自然變小或者中止變大，就像古代的樓蘭 等到人口開始流失只剩下鰥寡孤惸、老弱病殘時，再去談論水源改道已經沒有能力實施。而讓大城市變小，談何容易？資源的集聚效應一旦形成，是很難逆轉的，人力、財力、物力都有從眾心理。

    除了因為發生城市自身的枯竭，比如石油城市大慶、煤礦城市阜新等，地下掏空了，新的人財物便不再涌入。之外，只能通過行政干預和引導，好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三線建設一樣，對大城市已經集聚的資源進行強行分解，雖然有很多錯誤的做法以及形成浪費和傷害，但在客觀上正因為三線建設這樣的戰略，才成就了今天的西南科技大學、國防科大、西安交大、東風汽車、西飛、成飛等一大批頂級機構出現在國家的腹地上。所以，這個角度上講，道理相通，眼下任一特大型或超大型城市的治堵都無法自行了絕，靠自身無法實現”沒有負面效應“的瘦身辦法，都需要國家層面、中央政府才能最終求解。說得再直白點，這個難題本身就不應由地方政府來解決。

    當然現在是市場經濟為主，所以過往單一的行政手段自然已經無法行得通，但以市場配置為主，輔以一部分行政引導的復合做法還是能發揮巨大作用。

    一方面，對正在變大的城市在國家層面可以開展監控，一旦某一城市達到發展規模上限立即在周邊一地設置新的集聚點啟動分流，避免資源過度集聚，像西歐、北歐那樣，在城市規模上走均衡中等的發展道理，扭轉現在大城市和小城市兩頭多，中等城市數量不足的局面；另一方面，對已經太大的城市在國家層面可以實施戰略轉移，削減這些城市的功能定位，從復合型轉向單一型，又是經濟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又是教育中心又是醫療中心又是政治中心，這一層層加碼便是一層層束縛，就像一臺電腦運營太多程序跑不動了，怎么辦？刪除幾個程序安裝到旁邊的電腦上去。最近的京津冀一體化，也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片域化發展，用戶政、財稅等手段讓資源在城市之間自行調劑，推動大城市變薄。

    而一旦城市的規模得到限定，同時公共交通和秩序治理又得到改善，治堵便不再是個需要思考的問題。人都有生活在暢通交通中的夢想，國家層面實施，這個夢想不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