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起汽車“延遲”事件引發的憂思

    最近，有兩家汽車企業成為汽車業甚至全球輿論關注的焦點。一是美國的通用汽車，它曾壟斷“世界第一車企”的寶座70余年之久，被譽為美國制造業和美國夢的基石，卻因為隱瞞車輛點火開關缺陷并延遲召回十年，導致數十人死傷，成為美國公眾和政府譴責與懲戒的對象，并面臨著召回1500多萬輛汽車，付出約上百億美元成本和品牌受損的代價。

　　二是中國的長城汽車，作為一匹黑馬，長城這幾年異軍突起，令國外金融業和新聞界驚詫，稱其“利潤率超過法拉利”。但進入今年以來，長城汽車卻因年銷售增長目標、披露銷售業績報告被頻頻質疑；而最嚴重的，當屬旗下哈弗H8三次“負責任”的延遲上市，這不僅讓企業本身陷入不利處境，還對其資本市場表現造成不小沖擊，令長城的前景蒙上陰影。

　　同樣是關于汽車產品的“延遲”，從表面上看，這兩起事件都造成了較大“負面影響”：企業遭受質疑、品牌受損，不得不付出時間、人力與物力代價……但從深層次分析，兩起事件卻有著本質的不同。

　　在很大程度上，通用汽車踐踏了汽車行業的“道德底線”，為降低成本延遲缺陷產品召回，無異于殘害生命；企圖隱瞞丑聞十年，更是對美國引以為傲的制造業的褻瀆。

　　筆者認為，相比之下，長城汽車對哈弗H8決定延遲上市，至少體現的是企業對消費者權益重視，顯示了企業注重長遠發展，是有道德、定力和自信的表現，更高層面是中國汽車企業代表中國制造業競爭力水平提升的縮影。

　　事實上，公司規模迅速擴大之時，企業家最容易自我膨脹，企業也容易自我迷失；走向歧途的風險，遠高于別無選擇的創業時代和企業規模大到一定程度后、難以充分權衡利弊。

　　通用汽車面對費用節省的“厚利”誘惑和破產重組重擔下百廢待興的壓力，從領導層到基層技術人員競相對致命缺陷推諉瞞報，多年積累下來的質量體系流程和監管機制，被貪婪和麻木消磨殆盡。

　　這樣的問題，近年來同樣出現在福特汽車(產品斷軸被動召回)、大眾汽車(DSG變速器故障)和豐田汽車(踏板門)等一系列偉大的企業身上。其中福特甚至曾因對產品缺陷存在僥幸心理，被美國當局判罰上億美元賠款和罰金。

　　正如通用CEO瑪麗·芭拉所言，大家都達成一致，卻從沒有持久的貫徹(她稱之為“通用擺動”)。這家企業已經被百年的“官僚、保守文化”籠罩，內部糾錯機制難以執行。

　　汽車業的殘酷競爭，跨國巨頭的強大實力，既逼迫長城、吉利這樣的中國企業保持著近乎偏執的憂患意識，也激發出它們進軍高利潤細分市場和提升技術品質與品牌形象的強烈沖動。壓力和誘惑作為成長路上的磨刀石，一旦悟出大道，就不會再有意志和精神的游移。

　　現在，長城汽車經受住了急功近利的干擾，沉下心來改善產品品質。這樣的企業不應該被非議，因為這樣的企業才能走向輝煌。

　　雖然沒有親自與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交談，通過與曾為長城汽車出征“巴黎-達喀爾”拉力賽的中國著名賽車手周勇閑聊，筆者發現，魏建軍實為工程派企業家。每次比賽回國，不論時間早晚，魏都能就賽車的各個方面與周暢談幾個小時，直至深夜。這或許也是長城SUV產品可靠性較高，月銷能逼近三萬輛的重要原因。

　　魏建軍也曾宣稱，要專注于SUV，力爭超過美國克萊斯勒旗下的JEEP品牌，后者作為世界最大SUV品牌，部分車型一度被中國質檢總局列為有安全隱患的產品。如今中國能賺錢的企業不少，但凡是將“能賺錢”放在首位的企業主們，最多算是老板，而不能成為企業家；只有定力深厚、專注目標，立志做好一件事，有如此境界的人才稱得上杰出的企業家，但在中國實屬鳳毛麟角。

　　同樣，杰出的企業不等同于偉大的企業，只有傳承百年，基業長青的企業，才配得上偉大一詞。德國百年制造業企業過萬家，三代人、甚至數代人，專注于一個領域，精益求精。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厭其煩地琢磨細節改進、推敲流程優化，研究技術升級，對精確無止境的追求，對細節無條件的遵守。正是這種在制造業中無與倫比的定力，最終打造出德國制造傲視群雄的競爭力，令德國在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中一枝獨秀。

　　通用的過去是偉大的，將來如何，目前難下結論。但在中國杰出的汽車企業中，吉利、長城、比亞迪等都是突出的代表，它們在近十幾年的艱難創業歷程中，雖然存在過動搖和猶豫，始終堅守主業，不隨波逐流，具備成為偉大汽車企業的潛質。

　　中國至少需要三到五家偉大的車企，不靠政府和壟斷寡頭，而是靠著自己的定力和專注，在國際市場開疆拓土。如此，中國才能實現由汽車大國向強國的轉變，汽車工業才能作為國民經濟支柱，撐起“中國夢”的實現。